諸葛亮南征時，馬謖對南中形勢分析得十分精當，他說的“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曹魏)，彼知官勢(西蜀)內虛，其叛亦速。若殄(殺)盡遺類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見《三國志·馬謖傳》注釋《襄陽記》)由是觀之，馬謖雖存在言過其實的致命弱點，但還是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因此陳壽說其：“才氣過人”。

 

　　馬謖被劉備從荊州帶到四川，僅當過綿竹、成都縣令和越嶲太守，從未參與過軍事，更沒有領兵作戰的實踐。應該說，這是偏才，只具備宏觀的戰略知識，體察不到軍事活動的細微之處，更沒有親臨戰事的心理鍛煉。諸葛亮破格提拔馬謖，不僅因為荊州籍，更因自己與馬良的關系特殊，馬謖自然是“小兄弟”。荊州籍高級將領經關羽荊州之敗，劉備夷陵之敗后已蕩然無存，此時的軍中主要用事者，都是涿郡籍和益州籍，自己雖處于主帥地位，但是擔心使用外籍將領甚不順心，如魏延，為著“北伐”的進軍路線，常發泄沒有采納個人意見的怨言。更重要的是，一旦要接受“十錫”登上皇帝寶座，由于這些人對劉備的感恩戴德，自然會充當障礙角色，軍權又使這些人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馬謖任前敵總指揮成功，自然會取代魏延、吳壹等人在軍隊的地位，成為自己的“鐵哥們兒”。

 

　　由于宗派主義的用人標準，西蜀因人口稀少而缺乏人才的窘迫就更為突出，一次，諸葛亮接待曹魏使臣時，偶然問起了石韜和徐庶兩人。當得知分別出任典農校尉和御史中丞時，感慨萬千地說道:“魏國的人才真多呀！”（原文為“魏殊多士邪！”見《魏略》）

 

　　拔參軍馬謖委以重任，是諸葛亮培養“接班人”的一個舉措。馬謖具有著意培養的優越條件。其一，有一張甚為優秀的履歷表，少時兄弟五人“并有才名”，年輕時追隨劉備入川，投身較早，且擔任過縣令、郡守等職務。其二，自小熟讀兵書，有“善論軍計，才器過人”的長處；這是培養提高的堅實基礎。其三，有年齡優勢，馬謖死時三十九歲，小于諸葛亮十歲。其四，更重要的是，馬謖不僅屬于荊州籍，且與自己有特殊的血緣延伸。四個條件集于一身，這在西蜀眾多將領中不可多得，屬絕無僅有。諸多因素交織在一起，忽視馬謖言過其實的毛病，不顧劉備“不可大用”的叮嚀，破格提拔著意培養就有深藏不宣的目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培養是一個誤區，而且已有諸多教訓。歷代王朝大都從少不更事的子孫中選拔皇儲，并進行著意培養。結果卻是，奮發者培養了無為者，節儉者培養了奢侈者，精明者培養了昏庸者，開國者培養了亡國者。當然了，他們出于私天下考慮，即令這一輪回反復地不可逆轉地出現，也不愿將江山拱手讓于他人。從這一點講，這種培養雖然荒謬，卻別無選擇。只要承認家天下理論，“培養接班人”途徑就是一座非走不可的獨木橋。

 

　　在三國之前，尊親合一的官吏遴選制度逐漸沒落，從商湯選拔伊尹于奴隸開始，舉薦逐漸成為官吏的主要來源。東漢末年，舉薦制度雖然表現出致命弱點，但是由于三國紛爭的特殊歷史，它的回光卻閃爍著耀眼光輝，無論曹魏、西蜀或東吳，其出類拔萃者，十之八九來源于舉薦，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戰亂時期的舉薦，已經包含了很大成分的競爭，這時的人才如囊中之錐，都屬于脫穎而出，是在激烈的社會動蕩和戰爭中鍛煉出來的，嚴格遵循了“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領導人只是依其能力，提供給鍛煉的機會，僅此而已，沒有其他。而培養提拔類，就有了揠苗助長的嫌疑。徹底運用競爭機制者莫過于曹操，他對部下是這樣，對身后接班人也是這樣，是在實踐中反復考驗，給他們公平競爭的機會。這中間，曹操沒有使用培養的方法。培養只調動一個人的積極性，而壓抑打擊了一人之外其他所有人的積極性；只有競爭，才能使所有人的積極性得到保護與調動。培養帶著領導者強烈的主觀愿望，這種主觀愿望的個人色彩極為強烈;競爭以客觀做標準，十分公正。可惜諸葛亮走不出培養提拔的誤區，并將皇儲制度推而廣之濫用于將領。這是歷史的倒退，是尊親合一的翻版。倒退當然得付出代價，街亭之敗在所難免。可惜西蜀人才未能柳樹成蔭，諸葛亮精心栽植的花苗，尚未曾待其開綻，已被栽花人一刀剪斷了花蕾。

 

　　街亭失敗，撤兵回到漢中時，諸葛亮心情應十分復雜。南征不是一場真正意義的戰爭，以訓練有素的鐵甲將士，討伐南方少數民族的“叛變”，而孟獲他們的軍事思想、軍事訓練都十分幼稚，甚或沒有常備軍，而是臨時糾集的烏合之眾，諸葛亮無驚險可言，無硬仗可打。縈繞胸懷的，只是如何鞏固勝利成果，使西蜀后方長治久安。第一次“北伐”是他真正領兵的開端，他不是久經沙場的將帥，這是第一次統兵，又是第一次失敗，對失敗原本缺乏心理錘煉，況且他一生自視其高，認為自己是出將入相的全才，可以與管仲、樂毅相提并論，孰料剛出兵“北伐”就打嘴，這自然令他臉紅。出師“北伐”前朝野都不贊同，只是他大權在握，所以能獨斷專行。如今失敗了，在輿論面前十分難堪。違眾提拔馬謖原以為立足長遠，是一招難得的妙棋，不承想卻弄得面目全非，自然要產生用非其人的懊悔并由愛生恨。出師前諸葛亮躊躇滿志，似乎有必勝的把握，故而在《出師表》中，信心百倍地表示：“不效，則治臣之罪”，這已近似于軍令狀。如今果然失敗了，軍令狀要不要兌現？當然不能了，一方面是擔當不起，另一方面是心有不甘，他要把“北伐”進行到底。在十分復雜的心理支配下，諸葛亮無奈中斬了馬謖，并將處分擴大化，同時斬了馬謖的部將張休、李盛，奪了將軍黃襲的兵權，髡了陳壽父親的頭發加以羞辱;將軍向朗因馬謖逃跑時知情不報，李邀因請求赦免馬謖均被免官。

 

　　處理完馬謖一案，善后諸事已畫上句號，諸葛亮又上表自責，指出“街亭違命之闕(失敗)，箕谷不戒之失，咎皆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并提出“《春秋》責帥，臣職是當”的原則，請求“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見《三國志·諸葛亮傳》)的處理意見。

 

　　這時候，諸葛亮閉口不提“不效，則治臣之罪”的軍令狀，而是提出《春秋》責帥的原則。在這里，諸葛亮言行發生了尖銳矛盾，既然“責帥”，失敗的全部責任，至少是主要責任就應由自己承擔，馬謖僅是次要者，又何以發生處分的主次顛倒?既然殺馬謖，那么，失敗的責任就不應“臣職是當”。顯然，他推卸了任人失察的具體責任，擔起了空泛的不負責任的“領導責任”。更何況，箕谷失敗的重要原因是趙云的疏于防范，從而導致大軍被洪水襲掠，街亭失敗是馬謖認識的僵化。兩相比較，后者更有寬宥的理由，但卻受到最為嚴厲的懲罰，輕重再一次倒置了。這一次倒置則是徇情，因為趙云是舊臣宿將，功勛卓著，又是涿郡籍的代表人物之一，殺之會引起朝野震動，故而將軍法擱置一邊，僅作了行政處分，將鎮東將軍貶之為鎮軍將軍。

 

　　后來，蔣琬同諸葛亮談及馬謖被殺時，舉了春秋時期的例子說:楚成王殺了敗將楚得臣，敵國晉文公的高興程度可以想見(楚得臣是楚國不可多得的三軍統帥)。進而引申道：“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諸葛亮流淚回答說:“孫武所以能制勝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以討賊邪？”(見《三國志·馬謖傳》注釋《襄陽記》)此說受到后人的諸多贊評，其實這是不正確的。

 

　　其一，諸葛亮抹殺了過失與罪行的界限。絕大多數情況下，犯罪都有主觀故意性，它受個人利益的驅動；過失是認識不清，或者是一時糊涂。受利益驅動的犯罪行為，在遭受嚴厲打擊前很難糾正，更會因僥幸逃脫而變本加厲，因之要繩之以法，要用強制手段促其變化，抑或剝奪其生命。認識偏差導致的過失，本人會在教訓中自然醒悟；一時不能醒悟的，也容易接受別人的啟發;留給一定的時間，更便于本人對教訓的消化吸收，這就是失敗往往成為成功之母的內在邏輯。歷史上的成功者，幾乎沒有一帆風順的，大都在連連失敗中獲得了最后成功，失敗奠定了成功的基礎。不允許失敗，等于關閉了成功之門。馬謖沒有失敗的主觀意圖，只是因為從不曾涉身戰爭，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軍事規律作了片面的、教條的理解;也許是過分看重了接班人地位，太想用出其不意的成績對待難得的考核，從而犯下了致命的錯誤。

 

　　諸葛亮既要使用將領，就要為被使用者承擔責任，要允許部下犯錯誤，可惜他沒有這樣的胸懷。

 

　　其二，混淆了軍法與刑法的區別。軍法、刑法雖都是法律，但有很大的不同。刑法服務于社會治安，有較強的穩定性，政權不變，刑法就罕有變化。即令政權有更迭，刑法主要內容還有延續性和繼承性。因為它是規范人們行為，避免傷害社會和他人權利的強制手段。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這類傷害就必然存在，因之要科之以律，因之有大致相仿的刑法。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類，就一直延續了幾千年。刑法執行中要求有法必依，執法如山，任何茍且都是對犯罪的鼓勵，都是對整個社會的威脅。軍法則不同，它服務于戰爭，兵者無形，瞬息萬變，再為繁雜的軍法條文，都難以概括其間發生的變化內容，難以規范突如其來的應變行為。正因為詭譎多變，因之出師時，常賦予主帥極大的機動權，“假節鉞”就是生殺予奪機動權的象征化，“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和“天子三宣，閫外將軍一令”是機動權的藝術化概括。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主帥常發出一系列臨時命令補充軍法的空白;也會根據時勢廢除某些不利于取得勝利的軍法。如搶掠財物、奸污婦女等，幾乎為所有軍法所不容，但為了攻克城池，主帥常以放手掠取財帛婦女來鼓勵三軍將士的斗志。在軍人的頭腦中，命令更高于軍法，相信命令、服從命令是軍人的習慣思維。

 

　　既然三軍主帥有臨時立法廢法的權力，既然軍人有服從命令的習慣思維，那么，寬宥馬謖，就不存在“何以討賊”的疑慮。孫武演兵時殺掉吳王的兩位寵妃，是因為她們蔑視主帥的權威，褻瀆如山的軍法，帶有極強的主觀故意性，同馬謖根本不可比擬。古今中外歷史上，不究敗將責任的事例多不勝數，秦穆公不究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全軍覆沒身被俘虜的罪過，由自己承擔了全部責任，在之后的秦晉之戰中，由三帥指揮取得了勝利，不僅洗刷了恥辱，而且成就了秦國的霸業。這是十分熟悉的千古美談。

 

　　觀三國時期，曹操、劉備、孫權(晚年昏聵暴虐，不足為訓)、曹丕、司馬懿父子，都沒有輕率殺戮敗將的案例。赤壁之戰中，曹操軍隊潰不成軍，這場失敗，三軍主帥有責任，但如果仔細追究，部屬也很難脫開關系。然而沒有處分一個部下，只是后來找了個機會，用痛哭郭嘉的方式對部下提出了委婉的批評:“郭奉孝(郭嘉字)在，不使孤至此。”(見《三國志·郭嘉傳》)夷陵之戰，西蜀五萬大軍全軍覆沒，劉備沒有追究一個部下，即令對投降曹魏的將軍黃權，當有司將其妻小家屬抓捕下獄時，他卻說:“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見《三國志·黃權傳》)于是對其家屬“待之如初”，其子黃崇后被封為尚書郎，綿竹之戰中，黃崇為劉氏死難。于禁很典型，他本是曹魏宿將，協助曹仁守樊城時，因關羽“水淹七軍”而喪地辱師，被擒后又失節投降。即令如此，曹操也沒有罪其妻小。后來由孫權送回魏國，曹丕還封他為安遠將軍。所有這些，都同軍法條文相背悖，都是主帥意志修改軍法的結果。目的無非有兩個:一是饒恕一人可以結眾將之心;二是對人才的存恤保護。

 

　　諸葛亮長期處于行伍之中，如此淺顯的道理能不明白？說穿了，不過是掩蓋自己用人失察的錯誤，將失敗責任諉之于馬謖罷了。至于奏章中的“明不知人，恤事多暗”，自然變成了一種，嚴于律己的姿態。這個目的達到了，后世都是這樣看的。

 

　　街亭慘敗后，逃亡中的馬謖被搜捕回來，并且株連了一大批將領。以中國人的道德衡量，他不僅是導致“北伐”失敗的直接責任人，還是一個不能擔負責任的怕死之徒，更是一個出賣朋友的小人。在軍人眼中，這種人最被蔑視。然而，馬謖臨刑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涕”，即是說，全軍將士都為之哀悼惋惜。十萬之眾的態度是一架天平，天平準確地評判了是非曲直，只是因為嚴刑峻法和個人崇拜，全軍不敢公開表示不滿罷了。至于“諸葛亮親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等姿態，除了作秀外，當然有緩解怨嘆、穩定軍心的成分。

 

　　后世談及斬馬謖一節，常常搬出馬謖臨刑前給諸葛亮的那封信，借以說明馬謖的心悅誠服，更證明諸葛亮形象的高大光輝。不錯，馬謖確曾在那封信中說了：“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愿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謖雖死無恨于黃壤也。”（以上均見《三國志·馬謖傳》注釋《襄陽記》）如果仔細閱讀這封信就不難發現，馬謖在臨死之前玩了一個小聰明：本來年齡近于同輩人，卻以父子相比擬，顯然，這是肉麻的阿諛奉承。自知不免于一死，因之又退求其次，乞求諸葛亮以虞舜殺鯀而傳位于夏禹為榜樣，能重用他的兒子，為兒子謀一個似錦前程。在信之末尾，又以“無恨于黃壤”的雅量撻伐諸葛亮良心，從而使自己的可憐乞求多了層保障。“殛鯀”之說，除了歌頌諸葛亮之外，說明馬謖至死都沒有明白，他不過是呈上祭壇的犧牲品，是代諸葛亮承擔失敗責任的屈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