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的公司共26名員工，其中18名為研發人員。今年年初，李達公司離職的6名員工中，2名骨干都分別回到了各自的家鄉長沙和鄭州。

李達也曾采取加工資等方式挽留這些跟隨了他多年的員工，但是在高房價面前他勸說的言辭似乎有些蒼白無力。

“我最多一年能給這些部門經理每人多發十幾萬元的工資，但是他們家鄉的房價可能還不到深圳的1/6。”

李達告訴記者，公司的員工一般工作五六年就要回到老家。因為畢業時一般就二十二三歲，五六年后到了結婚生子的年齡就會發現無力承受這里的高生活成本。

對于員工的流動，此前李達并不感到心慌。因為回老家往往是資歷較淺的年輕人，而工資比價高的骨干員工還留在原地。但今年員工離職的趨勢似乎有些不同。

這離職的6名員工中，有三名都是部門經理級別的骨干，年收入都在二十萬元左右。其中還有一個一個還是跟了他十幾年的銷售經理。

李達告訴記者，這名銷售經理這些年存了100多萬元，前段時間想買蛇口片區的一個52平方米的老舊學位房，但現在房子的單價已經漲到每平米6.5萬元，她只能放棄。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深圳房價一直平穩上漲，最近兩個多月以來房價漲幅領跑全國，個別片區房價甚至暴漲30%~50%。此前剛需族可能在原關外龍華等地找到一萬出頭的單價，但如今也已很難尋覓。

李達說，公司現在除了一個80后，其他都是90后和60后，要么年紀輕距離結婚還有一段時間，要么在深圳已經有房。

由于很多外地員工一到結婚年紀就要走，李達原本并不想招未婚的，而是等待已婚有房的人士。但是事與愿違，可半年過去了，即便他后來放寬了門檻，已經空缺的6個崗位依然無人應聘。很多人雖然答應過來面試或面試通過后承諾過來工作，但是都沒下文了。

與李達的公司相比，記者調研發現深圳當地的部分企業的員工流失現象雖然并不嚴重，但是同樣遭到招工難和人才回鄉的問題。

趙東(化名)的公司有七八十個人，主要做物聯網方面的軟件開發。去年他們要招七八個人，在網絡上打出招聘廣告后，斷斷續續招了大半年，但好歹人招齊了。但是今年業務擴大后打算再招十來個人，結果半年過去了，一個合適的人都還沒招到。

趙東說。，他們打電話去聯系投遞簡歷的求職者時，不少在深圳干了四五年甚至七八年的求職者說正準備回內地找工作了。

除了房價的壓力，即便這些求職者愿意繼續留在深圳租房居住，可能還要考慮房租上漲的壓力。

中原地產深圳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深圳全市5月份的租金價格為66.6元/平方米，同比上漲了16.35%。其中，福田區的房租最高，達到73.6元/平方米，龍華片區的漲幅最猛，同比上漲22.82%。

在前不久召開的深圳兩會上，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市防偽協會和深圳市物聯網智能技術應用協會聯合執行會長戴梅在兩會期間也表示，以前只是房價高，今年租金也開始猛漲。在南山區科技園附近，三房一廳的租金一般都在七八千元左右了。

深圳市人大代表、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人事行政部經理王希耘在會上也感慨，現在年輕人不僅買不起房，就連租房也很困難了。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副所長劉國宏擔心，深圳對研發人才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他對本報記者表示，本輪房價上漲有深層次的原因，包括社會資本要找一個投資標的。深圳較強的競爭力以及宜居的環境使得它成為全國資本投資標的的流向地。但房價大幅度上漲導致居住成本急劇上升，租金也在上漲，這將對人才產生擠壓的效應。

劉國宏說，即便樂觀地計算，一位普通的科技研發人員收入的積累在深圳安家樂業也是比較困難的。雖然從公共政策來看，深圳從來沒有把房地產作為支柱行業，但是政府需要降低生活成本，讓各種創新創業人才留下來，發揮才智。

為了平緩房價的快速上漲，今年5月底，深圳市政府緊急出臺了多項調控措施，包括加快商品住房預售審批，加快新增住宅用地供應，加強市場監管，并重申將繼續執行限購政策。

四年前，隨著用工成本的增加，李達也準備將工廠搬遷至內地，不過他最終選擇了關閉，只留下了研發辦公室。“當時那一波搬走了很多幾百人的工廠，現在這一波很多是有一些技術含量的中小企業。那些實力雄厚的大公司、有土地建人才宿舍的大企業才能留得住人。”

如今，為了應對研發人員的流失，李達計劃縮小深圳研發辦公室的規模，只留幾個已經安家落戶的老員工在當地接單和做市場策劃，其他員工都遷去長沙。

“搬到長沙不是因為那是我的老家，而是因為那里距離我們很多骨干員工的家鄉很近，容易留住他們。而且高校多，比較容易招新人”，李達說。

趙東也算了一下他身邊做企業的朋友，大概有十來位正在考慮將研發辦公室搬到內地去，而且內地的成本確實很便宜。

前段時間，趙東去成都考察時發現，那里辦公室的租金每平方米每月不到70元，比深圳現在便宜一半，人力成本也比深圳便宜一半。

常年與中小企業打交道的戴梅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以前去內地設立研發中心的幾乎都是大企業，但是今年發現不少三四十號人的企業也考慮類似動作，或者直接將深圳的辦公室搬過去。

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前陣子去合肥考察，發現當地高校資源密集，產業園也交通便利，房租和勞動力成本都相對便宜很多。“新一輪的創新也需要產學研結合，當地的高校畢業生資源是個巨大優勢。”

彭澎說，由于有了互聯網通訊技術，交通網絡也四通八達，沿海和內地在便利性和開放性方面的差距非常小，內地對外聯絡越來越方便，這為企業搬至內地提供了條件。同時，沿海城市雖然經濟實力相對雄厚一些，但是房價和人力成本等高出內地一大截，而在目前經濟下行和外貿不景氣的情況下，內需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企業留在沿海城市的愿望沒有之前那么強烈。

彭湃預測，中小企業將研發中心搬至內地可能會成為趨勢。

“前些年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大批工廠遷往農民工的發源地，如四川、河南等省份，現在可能會掀起新一輪的搬遷，遷往大學生的發源地”，彭湃說。

在深圳，也有中小企業開始嘗試合作制，給予骨干員工一定的股份，但是由于涉及到信任及雙方的磨合問題，還處于探索中。

彭澎說，相對內地來說，深圳一個大的優勢是金融資本密集。從長遠來看，金融機構可能會跟著企業走。但畢竟深圳吸引金融資本的魅力巨大，很多中小企業到了研發后期應該還是希望留在深圳。

戴梅表示，一般來說，員工剛入職時工資比較低，科研企業的工程師來深圳第一年生活可能會比較困難。她呼吁，深圳政府能否在第一年給予相關的補助或建立人才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