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齡30年的甘肅省宕昌縣鄉村代課老師王世明，因為從1989年開始出遠門打工過4年，中斷了教齡，他至今沒有轉正，他認為，“可能永遠也轉不了正了”。

如今，他的工資只有400元。而當年與他一起代課的教師轉正后拿到了4200元。

王世明“出名”，是因為一張黑白照片。崇山峻嶺之間，一個人扛著一根幾十斤重的木頭回家。他的眼前，幾乎沒有路，只有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這根木料是建完學校后剩下的，因為代課教師工資低，村民們便把這根木料送給了他。

這張攝于幾年前的“木頭抵工資”的照片，至今還時不時被網民翻出來，流傳一陣子，感動一大批人。去年，他被評為“最美鄉村教師”，可除了帶回一塊銅色的獎牌外，王世明的生活并沒有多大的變化。工資條上還是雷打不動的400元。

王世明是1980年在郭家灣村當上代課教師的，當時他18歲，初中剛畢業。王世明清楚地記得，工作的第一年，他每月的工資是17.5元。兩年后，他結婚了，陸續生下3個孩子。他的工資漲至每月40元，多了22.5元。

郭家灣村周邊的幾個村學，幾乎被王世明教了個遍。教學條件一個比一個艱苦，離家的距離越來越遠，走的山路也越來越多。

這些山路，王世明再熟悉不過。宕昌縣地處甘肅省南部，緊接青藏高原邊緣，群山環抱，地廣人稀。宕昌是甘肅出了名的貧困縣，山大溝深，交通不便，人多地少，自然條件惡劣，十年九災。2008年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2013年的岷漳地震，宕昌縣均未能幸免。

在孤島般的鄧家山，王世明一待就是9年，一個人撐起了一個學校。鄧家山孤懸在山巔，200多口人，幾乎都是文盲。鄧家山小學最多的時候一學期有40多個娃娃上學。

村里決定集資給學校蓋新房子，聽說這個消息，王世明高興得像個孩子，“房子是給學生們蓋的，我也要出把力”。

因為代課教師工資低，鄧家山全村同意，給王世明分了兩畝山地，以補貼家用。當年，兩畝山地收了600多斤麥子，王世明把麥子賣了，全部捐給村里建學校。

房子蓋好了，聽說鄉上搞退耕還林，可以分到一批樹苗。他又趕了十幾里山路，把樹苗拉來，種在了校園的四周。如今，當年他親手種植的這些落葉松已長到五六米高，亭亭如蓋，守望著這座已經廢棄了的校園。

丈夫的苦，沒有文化的妻子郭社蓮最清楚。那條山路，時常有蛇蟲出沒，秋天的蕁麻最毒，被“咬”上一口，瘙癢難受。最苦的是冬季，大雪深過腳踝，滑倒摔跤是常有的事。“雨天一身泥，冬上天天感冒，經常掉著鼻涕。”

在這條山路上，王世明獨自走了9年。他一個人，帶三個年級，既是語文老師，也是數學老師，既是音樂老師，還是生活老師。

山里人家，日子大都過得緊緊巴巴。學生們的書本，教學用的粉筆，都是王世明每年從縣城買了，再用背簍背上山的。在崎嶇的山路上，如果能碰見蕩牛的學生家長，王世明還能輕松些，沉重的書本可以馱在牛背上。

但大多數時候，山路上除了他，就是他自己的影子。

學生們的學費，一時收不齊，到縣城新華書店買書的時候，王世明只好拿自己的工資先墊上。缺的部分，先打欠條欠著。剛開始，新華書店的人不認識王世明，不肯拖欠，后來知道了這個代課教師的事，對方破例給他走了“后門”。

王世明沒學過音樂，除了能吼兩句秦腔，其他的歌一唱嗓子就把他“出賣”了。為了給孩子們上好音樂課，他就對著收音機、電視機學，“學會一首教一首”。

在鄧家山，他為師嚴厲是出了名的。每當王世明家訪出現在學生家里的時候，正在看電視節目的學生，一見王老師來了，便迅速關掉電視機抱起書本。

一看是王老師來了，村頭很多人都招呼王老師到家里喝茶。王老師和中國青年報記者順便走進了劉仇女家，她忙招呼大家坐下，倒完水，立馬就要生火盆做飯。

山里人交朋友是以心換心。“王老師把我們鄧家山的娃娃全部都帶大了。”劉仇女端出烙干的饃饃，笑盈盈地說。她的兩個女兒也都是王世明的學生，如今早已出嫁。

在鄧家山，村里的孩子他送走了一撥又一撥，“大的大了，出嫁的出嫁了”。鄧家山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大學生就是王世明教出的。

鄧家山的9年，除了上課，王世明還要自己挑水做飯。面粉和菜都是從家里背來的，他的飯幾乎頓頓不離洋芋，逢年過節才能吃上頓肉。

山里孩子的早餐，大多是啃干饃饃。王世明大清早起來就要忙著給孩子們燒熱水。遇到中午不回家吃飯的孩子，王世明還要招呼學生們和他一起吃飯，左右都是洋芋飯。

9年間，王世明創造了一個不小的奇跡：沒有一位適齡學生輟學。

事實上，在去鄧家山小學教書前，為了養活3個孩子，他打過4年工。妻子郭社蓮回憶：當時，家里的口糧是以蕎麥、青稞為主的粗糧，細糧很少。即便如此，面柜也要空了，“日子緊困得很”。

1989年，王世明跑到青海剛察縣的露天煤礦，當了一名挖煤工，每月賺100元。白天挖煤，晚上他幫不識字的工友寫信、讀信。 “不識字的出門人，太遭罪啦！”他感慨道。

除了當過礦工，王世明還上新疆拾過棉花。可無論是在黑漆漆的煤場、還是在看不到頭的棉花地，他都渴望再回到講臺。他堅信：“要走出窮山溝，必須要學本事。沒文化，出去只能賣死力氣。”

1993年，毛羽山村鄧家山社辦村學，一個月只有40塊錢，沒有老師愿意去。妻子對王世明說： “為了不識字的娃娃都能識幾個字，管它有錢沒錢。”當時，3個孩子漸漸長大，需要有人看管。王世明最終決定上山教書，在鄧家山小學，這一待就是9年。

2001年，鄧家山教學點撤并至毛羽山小學。那一天，一種復雜的情緒涌上這個“光桿校長”的心頭：他擔心以后學校離家遠了，會不會有學生到了上學的年齡，不去上學，成為文盲。

王世明愛看電視劇，當看到《亮劍》里的李云龍拿起大刀喊沖殺的時候，他便感覺心頭一熱。

“英雄是能夠為百姓謀利益的人。我沒有干出什么成績，做得不夠好，只能教山里孩子多識幾個字。”王世明說。

2001年，就在給鄧家山小學捐糧建校時，王世明的大女兒考上了隴南師范，一年的住宿費和生活費要5000元。從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這位父親犯了難。

按風俗，孩子高考考上了大學，家長應該擺謝師宴。他也想請大伙吃頓酒，但無奈囊中羞澀。最后，還是女兒學校的校長出面解了圍：“王老師啊，這個面子給我，你就不要請了，我來請。”

臨分別，這位校長還特意叮囑王世明：“不能讓娃娃不去念大學！”

王世明一連跑了好幾天，親戚、同學那跑了個遍，才借到200元。“連路費都不夠，咋能供孩子念書啊。”回憶往事，王世明不說話了，用大骨節的手，揉著濕漉漉的眼窩。

從親戚家借錢回家中的那天，王世明一個人獨坐在立交橋邊，足足呆坐了兩個多小時。最后，還是遠在新疆的兒子，知道消息后，向戰友東拼西湊，湊齊了姐姐的學費。送女兒上學的那天，王世明用塑料袋一層一層包裹著5000元，小心翼翼地交到了女兒手上。

命運似乎和王世明開了個玩笑。按照后來的國家政策，“凡是1984年以后一直在崗的代課教師都可以轉正。”而因為從1989年到1993年中斷的4年，王世明無緣轉正。

王世明也參加過幾次考試，都不理想。現在，他已經徹底錯過轉正的機會了。按照最新的政策，轉正的代課教師需具備大專文憑，并且要通過普通話考試。眼看著，他再也沒有機會了。

有人評價，這個“最美鄉村教師”成了“一刀切”政策的“犧牲品”，被制度有意無意地傷害了，他不僅“最美，還最悲情”。

如今，王世明幾乎是村里最窮的人。用他的話說，這個家“賊來不怕客來怕”—客人來了，發愁拿不出啥招待。

妻子郭社蓮煮了幾個雞蛋招待中國青年報記者的“不速之訪”。至今，這個家使用的灶具是火盆。做飯時，煙熏火燎的，滿屋子都是嗆人的煙。

有村民曾當面對王世明“冷嘲熱諷”：“你干代課教師有啥意思呢，一個月的工資不如我們打工一天的錢？”

王世明的回答冷峻如鐵甲：“人各有志，我愛這個職業。我相信老天會睜眼的，我不能前功盡棄。” 也有人問他后悔當了代課教師嗎？他答：“君子怨命不怨天。”

但他畢竟漸漸地老了，2007年，他戴上了一只150度的老花鏡，無論批改作業，上課，還是周末回家喂豬，這只棕邊的老花鏡成了他形影不離的“伙伴”。

因為2013年被評選為“最美鄉村教師”，他生平第一次到了北京。他看了天安門升旗，參觀了國家博物館，在航天博物館見到了“英雄航天員”景海鵬、翟志剛，還到了北京大學聽教授講留守兒童的課……

每一項安排他都記得清清楚楚。不過，回到宕昌后，他很少向學生和旁人講起。他被自己的自卑打敗了—“雖然我是最美教師，但是我是一個代課教師。上電視講話的是我，其他人條件都比我風光，而我是窮山溝的土包子，活人的差距太大了”。

實際上，頭戴“光環”的王世明的生活并未發生多大的變化。

學校照樣會時不時地停電。在微弱的燭光下，王世明垂著頭說：“作為3個孩子的父親，我打50分，不及格。作為丈夫，我打30分，家里的農活兒全靠妻子一個人做。作為兒子，我打20分，老人有病的時候，我不在身邊。”隔著一米多遠，記者仍能感受到眼淚馬上要從他的眼眶里掙脫了。

山里寂靜，突然雷聲大作，大雨瓢潑。“作為老師， 我最起碼打60分。”這一次他沒有停頓，語氣堅定。

大女兒郭馮燕師范畢業的時候， 王世明懇求女兒：“要懂得吃水思泉。這一方水土養育了你，你必須為這個地方服務。”

原本有機會外出闖蕩的郭馮燕，最后回到了老家，在臨近的鄉下一所中學，當了一名英語老師。不過，女兒的工資比王世明每月400元的工資翻了好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