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歲的保安周永德，猝死在深圳橫崗鎮誠毅達五金廠保安室，生命在2015年5月9日嘎然而止。

       他的死，掉進了某種長期、廣泛存在的制度“裂縫”里，還將繼續困擾和他相似的生者。

       周永德死后，工廠老板以其超齡（60歲以上）不受勞動法保護為由，拒絕賠償。后經第三方調解，愿意一次性支出10萬元私了，并稱家屬若不接受私了走法律程序，就拒絕先期支付安葬費。

       網民對這一事件產生了“撕裂式”看法。有網民表示，超齡農民工猝死，工廠給出10萬元的賠償條件家屬應該可以接受，不應“獅子開口”；另有網友則支持家屬走法律程序維權，“該怎么賠就怎么賠”；還有網友認為，老板雇超齡農民工是為善，猝死事件一旦被認定為工傷，今后廣大的廠企將更不愿雇傭超齡農民工，利益受損的終將是“超齡”農民工群體。

       就中國來說，超過法定退休年齡還繼續在單位工作的，人數眾多，他們大多并沒有被妥善納入到現行的工傷保障機制中。勞動保障部門、法院系統按不同標準處理，普遍希望把“球”踢出門。

       一者，從行政部門的角度看，超過法定年齡的農民工，不能繳納社保。出于“惜保”考慮，不少地方的行政部門傾向認為：企業與超齡勞動者之間不構成勞動關系，也就不構成工傷責任。比如，《北京市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辦法》就明確：超出法定退休年齡的，不得申請工傷鑒定。而上海的規定是，可以認定工傷，但相關待遇由聘用單位支付。

       二者，2005年國務院法制辦《對〈關于重新進入勞動生產領域的離退休人員能否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請示〉的復函》，其中的處理方式是：可“參照工傷保險的相關待遇”處理；實際上，否認了這是工傷責任。

       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的《關于離退休人員與現工作單位之間是否構成勞動關系以及工作時間內受傷是否適用〈工傷保險條例〉問題的答復》（2007年）、《關于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進城務工農民因工傷亡的，應否適用〈工傷保險條例〉請示的答復》（2010年），這兩個司法答復都認為：超齡人員（無論是已享受退休待遇的，還是農民工）都按工傷處理。

       所以，出現了互相矛盾的局面：超齡人員“工傷”之后，勞動部門依行政法規、規章，不予認定工傷；然后，當事人（或家屬）到法院打行政官司，法院認定政府違法，責令勞動部門重新做出認定，皮球又被踢了回來……

       更有意思的是，檢索相關論文，就可以發現，勞動部門、法院系統的作者在“超齡勞動者是否適用工傷”問題上涇渭分明：勞動部門認為，國務院法制辦的解釋更有權威性；法院系統認為，司法裁判才具有終局性……

       62歲農民工周永德的突然死亡，就是這么尷尬。其實，隨著中國的老齡化、勞動力短缺，“超齡勞動者”勢必越來越多，這些人得有一個妥善的保障（無論是不是工傷保障）。這么大范圍的問題，又是“神仙打架”了近十年的問題，亟需國家決策層統一解決。

       就此，采訪了超齡農民工家屬、法律人士、社會學專家、廠企老板以及政府官員展開了探討，力求反映各方的聲音，探討如何解決當下中國超齡農民工生存現狀的“癥結”。

周永德之子：工廠老板認為父親超齡不算工傷

       五金廠老板認為，我父親周永德并未與五金廠簽訂勞動協議，雙方系雇傭關系，加之父親已經62歲，超過了法定勞動年齡，因此他的猝死并不能認定為工傷。老板還告訴我，之前答應支付的10萬元，屬“非工傷賠償”，系其本人出于人道主義考慮，其中包含遺體的冰凍和火葬費用。

       但我們拒絕10萬元私了，工廠老板就以此為由不再支付任何費用，父親尸檢的1萬多元是我們自己支付的，目前我們并未從老板那得到一分錢。

       父親在外出務工前在老家的村里當生產隊隊長，本想著沒事干后在當地一家鞭炮廠工作，考慮到危險就沒做，隨后來到深圳務工。他生前未購買農村社會養老保險，60歲后，農村合作社每個月給他80元補貼。

律師周立太：農民工工傷走法律程序須1000多天

       我在深圳受理過一個類似的案件，一超齡女性員工猝死在了工作崗位，最終深圳中院判定屬于工傷：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進城務工農民仍有勞動的權利，其權利也應當受工傷保險法律規范的保護。

       我認為，周永德猝死在工作崗位上同樣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傷保險條例》，認定為工傷，其賠償費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部分來計算：

       1、一次性工亡補償金。這項金額的計算內容為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現行標準）的20倍（經查為28844元），即一次性死亡補償金總共為576880元。

       2、喪葬補助金。據深圳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經查為5218元），6個月總計為31308元。

       3、供養親屬撫恤金。分為配偶撫恤金和其他親屬撫恤金，配偶（61歲）撫恤金為本人工資（周永德月收入2300元）的4成，14年總計為154560元。其他親屬（周永德還有一位老父親）撫恤金為本人工資的3成，5年共計為41400元（注：親屬撫恤金最高可申領到75歲，70歲以上的親屬均按5年計算）。

       綜上所述，賠償費用總計804148元。因此，廠方提出的10萬元賠償或補償遠遠低于法律保障。

       走法律程序讓很多農民工“傷不起”：現行農民工工傷從申請工傷認定到行政訴訟、賠償仲裁到法院至起訴，直到執行要1000多天，被稱之為“胖的要拖瘦，瘦的要拖死”；造成了“傷的沒人掏醫療費、死的沒人掏火化費”現象。

       針對農民工工傷賠償一事，一裁兩審的制度已不適應現行需要，早應廢止或選擇訴訟。

重慶市重開縣勞務辦主任：都給農民工繳社保才能不再有超齡農民工

       目前中國并不支持使用超齡農民工，但這一群體一直客觀存在，且人數眾多。

       對于職能部門來說，超齡農民工的保障問題也一直是一個比較棘手、尷尬的問題。這些超齡農民工迫于生計外出務工，一旦發生意外，從勞動法的角度來說，是不能認定工傷。

       我贊同周立太律師的說法，此事件中，周永德確實工作了，用工方也支付了工資，是事實的勞務關系，兩者之間的勞務關系具有天然效力。

       但家屬如果要求按工傷賠償，敗訴的可能性比較大，因為法院是以法律為依據的。按政策規定，中國的農民工是可以參并享受養老保險等福利的。這些福利政策在制度上是可行的，但在執行上還沒有覆蓋到整個農民工群體。如果目前的用工方能給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等到退休年齡時農民工就不會再外出務工，而是可以安享晚年，屆時超齡農民工現象基本可以杜絕。 

昆山一民營工廠老板：小廠買保險成本高，出了事只能私了

       我廠里的員工不到10人，其中一名看守人員，今年61歲，不定時在廠里“巡邏”，時而干些雜活。這名老人是家里親戚安排過來的，決定錄用有三個先決條件：親戚面子；老人孤寡；成本低，月千元，包吃住。

       昆山這邊很多上了規模的私企都會跟工人簽約，我們這種小廠，基本上不會跟工人簽勞動合同或協議，干一單活拿一單錢，隨時不干隨時走人，跟看大門的就更不會簽勞動合同了。有些工廠為了規避風險，會給全體或部分工人（經驗技術相對不足）購買商業意外險，大廠錢多，可以支付起，我們這種微利，基本上不會買，一旦出了事就只能認命，私了。

       工人和家屬也知道廠里的“底子”，因此索賠的價格往往不會太離譜，出了意外，基本上都能談妥，走程序打官司的很少。因為大家都覺得麻煩、耗時耗力，最關鍵的是一大圈程序走下來，即使判定廠家負責，也不見得比私了賠的更多，可能還會更少。

       私企的門衛不是專職的保安工作，稍帶做些雜事很正常，一般工作強度不可能很大，猝死可能更多的與個人體質有關。猝死門衛室，廠家賠償10萬是多是少？這個跟廠家自身的經濟實力以及事件本身的輕重程度相關。

安徽一刀模制造廠總經理：超齡的不簽協議不交金，工資也少

       我們現有工人100多人，在以磨刃具為主打產品的“中國刃具之鄉”，規模尚可。所有的一線工人，基本不招35歲以上的，即使是經驗豐富的師傅，年齡一般也不超過45歲。廠里門衛室安置的一名56歲的老漢，是廠里年齡最大的。

       不用超齡工人，原因很簡單。一線工人需要體力，超齡農民工達不到要求；雖然工資要低不少（門衛1200元/月左右，一線工人平均3000元/月），工廠也不會冒風險而貪這點小便宜。風險就是各種意外，包括受傷和猝死。

       去年廠里發生過一線工人手指被絞斷的事件，雖然認定是工傷事件，但工人家屬并不按照廠里認可的申請勞動仲裁走法律賠償程序，張口就要90萬元；廠里拿不出這么多錢，家屬就把半個村的村民喊來堵門。雖然政府和公安部門介入，但堵門持續多日，工廠經營受到嚴重影響，最終廠方只得妥協，以40萬元保底價私了。

       這種事情，時常在我們這里的工廠發生。所以，除了門衛，工廠絕不會用超齡工人做一線，出意外的比例太高了。即使招門衛，也是50多歲，身體看上去比較硬朗的，個別廠子也會招超過60歲的，而這些人多半是家里的親信或者親戚，我們廠里的老人就是自家人，萬一出了意外，大家都會好好說話，更不會鬧。

       雇傭老人系為善？廠企老板基本上不會有這樣的善心，廠是自己的，就是為了賺錢，超齡的不簽協議不交金，工資也給的少。

同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朱偉玨：農民工法律意識增強，但維權仍艱難

       超齡農民工猝死引發的維權事件熱議不斷，我認為這算得上是個社會積極信號。

       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維權意識基本停留在“凡事靠自己”的初級階段，如今新一代農民工不斷涌入城市，其普遍有年紀小、學習能力強等特點，相應的維權意識也在逐漸加強。而第一代農民工逐漸年長，向“超齡”發展。

       超齡農民工在法律上可能面臨著無法跟企業簽署勞動協議，進而導致一些基本利益得不到法律保障的風險。從廠企老板的利益出發，他們更青睞沒有協議保障的超齡農民工為其謀利。

       這是一個矛盾點，要在雙方利益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很難。目前的社會大環境，確實很難給超齡農民工一個滿意有保障工作環境的保障氛圍。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俊：沒有申訴途徑一些農民工被迫放棄維權

       中國的農民工普遍屬于弱勢群體，在勞力市場上沒有地位。雖然很多農民工在上世紀90年代已經有了維權意識，但苦于沒有申訴途徑，所以大多數農民工選擇了忍耐。

       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和國民人均收入的增加，部分“議價能力”較強的農民工漸漸占據了主動的位置。而一部分經濟壓力較大、必須要養家糊口的農民工則相對被動，有時不得不為了整個家而放棄維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