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社會已有的成見，這位青少年研究領域的專家希望為260多名高職院校政工宣傳干部還原一個真實的高職學生的形象。

陸士楨曾近距離觀察過當下社會變遷中的高職學生，她覺得，“用一句話或者一個特征來描述一個群體很難”。了解后，她發現，這個被貼上了諸如“學習差”、“不靠譜”、“習慣差”的群體其實發展日趨個性多樣，且表現出的形態也各異。

比如，這個群體和大部分青年一樣，人生目標和價值追求單一，專業選擇缺乏理性，“真正因為熱愛去選擇專業的人有，但是相當多的人在這個問題上是盲目的”。因此，陸士楨得出結論，這種狀況下“高職學生的心理相對比較脆弱”。

脆弱的不僅是心理。陸士楨指出，高職學生大多學習自覺性較差，動力不足。往往，很多職業教育從業者會采取更加“霹靂”的手段來“糾正”這些“毛病”，但陸士楨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核心其實是幫助高職學生找到自我，“幫他們從世俗的社會評價模式當中真正解脫出來，找準自己，找到自己”。她說，只有高職學生自己想透了“我的人生我做主”，自己走自己的路，不為了別人穿“高跟鞋”，才能真正萌發學習發展的動力。

另一個比較顯著的特點是，高職學生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頻繁、尖銳，比較容易受到社會文化潮流的影響。她發現，高職學生比一般的大學生更容易受到社會的影響，原因很簡單，“不管是實習還是其他方面，高職學生和社會接觸的都更多”。

也因此，這位已退休的高校管理者希望如今職業院校的老師和管理人員能去嘗試理解高職學生，不要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他們，“這些學生面臨著多種誘惑和壓力，這點我們必須明白。跟我們比，這一代人其實活得艱難得多。”嘆口氣，陸士楨說。

當然，在道德層面，高職學生也呈現出某些新特點，這也和這一代青年相同。陸士楨打了個比方，一個高職學生從醫院門口過，醫院說一個孩子得了白血病，他兜里面有3元，他隨手放到捐款箱了，“這個行為可能不那么高尚，但是有一個特點是純自覺，他既沒有打算受老師表揚，更沒有打算上報紙。事實上也沒有人強迫他，那么他的唯一動機就是他心里真的覺得這個小孩挺可憐的”。

陸士楨也就此向職業院校領導建議，摒棄傳統的道德教育模式。她說，那些過度重視傳遞價值，整天給人講革命道德，又或是重視行為習慣養成的話，其實效果并不好。

相反，“其實情感的體驗和啟迪對今天的高職學生來講特別重要，你讓他們試著做，比如說志愿服務和社會實踐，這些行為帶來的情感體驗遠比你給他們講這些更好”。

解讀之外，陸士楨向所有教育從業者發問，“對教育的要求，咱們國家說的是人民滿意，那到底要如何理解人民滿意呢？”

“孩子上一個好學校，將來有一個好工作，這叫人民滿意嗎？”她提高嗓門自問自答：“這不是真正的人民滿意。每一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人，所以立德樹人是根本任務。”

陸士楨希望職業教育從業者能牢記這句話，也借此扭轉自己的固有觀念，“職業教育不是追逐所謂世俗的成功，職業教育的根本任務同樣是立德樹人，其實這也是家長內在的根本需求，所以要全面實施素質教育，讓每一個高職學生能在這個社會上真正的安身立命”。

她也向與會代表強調，要把對高職學生單純的被動教育轉化為科學成長發展的輔導，把高職學生變為發展的主體。

換句話說，即“不是學校要把高職學生塑造成什么人，而是學校推動學生發展，發展的目標不是對社會作什么貢獻而是滿足自己的需求”。

如何保證這個需求不“跑偏”？陸士楨的建議是，抓好黨建，相信理性的價值觀具有對高職學生的影響力。同時，必須改革政治理論課，以高職學生的發展為主線；重視專業發展教育，以多種形式激發學習自覺性；構建心理危機渠道和就業資助體系；加強網絡虛擬載體建設；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強化社會性；搞開放式教育，重視道德辨析，討論高職學生身邊的社會價值問題；建構獨具特色的校園文化，將其活化為對學生的德育工作；建立完善學生工作的社會動員機制，資源的整合機制，項目化運作、社會化發展機制。

此外，陸士楨向職教界人士推薦了成長小組學習模式。用香港人的話說，這個模式就是“分享成長的快樂與痛苦”，陸士楨希望通過這個模式，讓高職學生學會傾訴和傾聽。

在陸士楨心中，“被標簽化”的高職學生不應受到歧視，這一代青年都是社會活力的源泉和基礎，所以，職業院校別光顧著就業率、升學率，也該好好思索怎么樣讓高職學生真正地“活”起來。